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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课,带你无限接近真实的三国

复旦有门史学通识核心课,以繁琐而硬核的要求闻名,也总能吸引一批人“迎难而上”。

从15年前的读书小组,到今日原典精读通识核心课程“《三国志》与三国史”是许多复旦学子心中的阅读课“天花板”。

历史学系仇鹿鸣教授在课上,一不评三国人物,二不论英雄豪情,三不聊权谋智慧

他对学生的唯一要求,便是回归史学研究初心,一股脑钻进原典咬文嚼字,挖掘藏匿于卷章句读间的真相。

ta到底有何魅力?一起来听!

我不太想做‘演讲式’的课堂

一个春日的下午,阳光晒得人犯困,“《三国志》与三国史”课堂却被塞得满满当当。这节课的主题,是曹操。

“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?讲三国,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,”讲台之上,仇鹿鸣微笑踱步,紧接着话锋一转,“但我想提醒大家,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,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,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从何而来”。

仇鹿鸣直言:“我不太想做‘演讲式’的课堂。”课上,他既不讲故事,也不抖“包袱”,还会果断劝退期待在课上听到三国轶事的同学,因为三国的故事经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演绎早已家喻户晓,但文学与史实迥然有别,所以这门课上要做的就是“真正进入文本、精读史料”。

对当代年轻人而言,阅读史书绝非轻松事。“教学的本质不是愉悦学生,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一点压力和‘痛苦’,这也是我和脱口秀演员的根本区别。”仇鹿鸣打趣道,“如果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一个好成绩,那是我们师生互相不尊重。”

谈到现在网上流传很多二手、三手、甚至N手的快餐式阅读材料,仇鹿鸣有些哭笑不得:“类似《极简中国史》这类通俗读物,已经不太适合大学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阅读,更何况时下‘几分钟读完一本书’帖子、分享、视频等。”

课程设计上,他以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为基础,辅以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所作的丰赡详实的注释,通过比较不同记载的源流与可信度,带领学生打开三国史的大门。课堂上他既对文言文本身进行解释与疏通,还会信手拈来各种史料例证,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、文化背景,听者一不留神就会错失不少“干货”。

比如讲到“吕伯奢之死”时,仇鹿鸣根据裴注引录王沈《魏书》《魏晋世语》和孙盛《杂记》中的不同记载,还原了一个“罗生门”式的故事,并介绍几种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场。

“不同史书的编纂者是谁?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立场?为何对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画?”提问掷地有声,全场陷入沉思之时,他又悠悠开口,“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分析史料的信度,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,寻找接近历史真实道路……”

或许这门课不够“有趣”,但无疑足够“专注”——专注的老师、专注的阅读、专注于文本。仇鹿鸣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排得紧锣密鼓。多年来,他始终要求自己讲满整整十五周,周周为学生奉上一场学术盛宴。而每堂课毕,仿佛约定好一般,课堂总会响起真挚的掌声。

让阅读训练为人文教育“保底”

仇鹿鸣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,8年就读完了本硕博。在他的求学生涯中,读书占据了最多的时间。这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感染。

“章老师关心学生,经常请每年上‘史学导论’的学生分组到他办公室里聊天,结束时还要求学生借走办公室的一本书。”仇鹿鸣至今记得,章老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,有些书甚至图书馆也找不着,“但章老师说只要对某本书有兴趣,就随时可以借走”。

重视阅读是复旦文科教育的传统。关于读书,仇鹿鸣有一肚子话说:

“课堂之外,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做什么?理科要做习题,工科要做实验,文科就要阅读。这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。”

2008年,他毕业后留校任教,专注于中古史的研究,也是那时起,他在任重书院组织以原典为中心的阅读兴趣小组。阅读小组是纯自发的,同学们自愿参加,仇鹿鸣领着大家读书,“当时读的就是《三国志》”。这个小组,一开便是10年。

2017年,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邀请和支持下,仇鹿鸣正式开设“《三国志》导读”课程。2021年,他将课程名调整为“《三国志》与三国史”,学分由2学分升至3学分,一来更为突出了史学特质,二来提高了对学生阅读原典的要求。

要求学生读原典,仇鹿鸣认为不能停留于一句简单而空泛的要求,而要通过各种方法带领学生学会“专业地阅读”,为此,他“把阅读的要求做细了”,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之中。

他每堂课会开出阅读书单,平均每次1-2篇传记,此外还会配合延展阅读材料。讨论课,要求每位同学主题发言2次(每次15分,需要提前向助教申请),阅读抽检2次(每次记5分),参与讨论2次(每次记5分)……与此同时,不要求学生做PPT,不需要写演讲稿,每次主题发言限定在10分钟内(超时会倒扣分)。

如此种种,都源于仇鹿鸣的教学理念——

“不能让文科学习止步于课堂听讲,不能使讨论成为口才的评比和纯粹的表演,而要让讨论课成为阅读的延伸。”

在他看来,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课,就要展示大家“求知、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种状态”。

22级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本科生王学臻曾被抽到发言。抽检内容是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的第一段,要求在通读后翻译。王学臻完成得很顺利,助教只对他某些疏忽做了修正和提示。“其实翻译过程中很多地方都有些磕绊,”王学臻课后总结,助教介绍的阅读方法,能让他以后更准确地理解文本。

“仇老师的课总能让我们忽视铃声,忍不住想听他再多讲会儿。”王学臻每节课都会做详细笔记,也会与老师分享思考和疑惑。为了紧跟课程进度,他每周大约会花2小时阅读材料,再花1小时研究讨论主题,“时间可能有点多,但我觉得很值得”。

培养在纷繁复杂世界中找寻真相的能力

22级自然科学实验班本科生雷明昊坦言,自己面对大量繁体字和文言文语法,必须不停翻查词典。22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汤雨听觉得:“尽管仇老师要求很高,但绝不是刻意刁难学生,种种要求都是鼓励和希望大家真正读到、学到东西。” 

这些年来,仇鹿鸣亲眼见过很多“惊喜的蜕变”。“学生的可塑性是很强的,从拿A的比例来看,非历史系专业的同学和历史系同学的表现不相上下。”但最终,他还是期待学生学到阅读文献和分析材料的方法,“这比最后的分数重要得多”。

实际上,面对每年七八十位史学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,仇鹿鸣在这门通识核心课上所投入的精力,远超他为历史学系同学们开设的专业课。

“通识课的本质还是专业课,不意味着降低要求,应该在大一大二的阶段就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。”

他认为,恰恰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,这门课更能展现人文学科的价值,这无关理想主义、人生智慧之类的“大词”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维方式。

比如讲曹操的这堂课上,仇鹿鸣把课程的主题定为“曹操的三张面孔”。“之所以说‘三张面孔’,是因为现存史料里中的曹操,根据撰述者的不同背景,起码可以剥离出三个不同的曹操形象:吴国人写的《曹瞒传》、曹操的自述(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)、曹魏本国的国史王沈《魏书》。由于史源的不同,这些记载可信度各有多少?”

分析史料、提出质疑、尝试批判——这是雷明昊印象较深的学习方法。“仇老师说,史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件事情要至少要有两个分歧的记载,这样才能在质疑其中一种记载时有依据,否则只能停留在怀疑,无法进一步分析真伪。”

“平时我读史书时,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读故事。”王学臻之前以为袁绍是因眼光短浅才不采纳谋士“挟天子”的建议,但课上仇老师引《三国志》裴注中《献帝春秋》等史料,指出袁绍其实另有所图,欲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,这给了他很大启发。

在资讯爆炸的当下,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,到底如何辨别判断?这考验着每一个个体。仇鹿鸣希望这种分析材料的能力,不仅局限于课堂,也能延伸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去。

正如他去年结课时为同学们的赠言:史学研究本身不提供“正确”的答案,但追求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相对“准确”的历史事实,这种运用理性的自觉与辨析材料的方法,或许是修读一门史学通识核心课程对非史学专业同学的价值所在。